三、何谓搪瓷？——来一个搪瓷知识的速成班

 

         搪瓷，实际上是在金属材料制品上涂覆上一层或多层无机玻璃质材料（这种材料俗称“搪瓷粉”），然后经高温烤制而成的复合材料制品。

 

         金属材料主要有钢材、铸铁、铝材、铜材和不锈钢。不同材料制成不同用途的搪瓷制品，制作搪瓷的钢材是低碳钢，专门用于工业用的搪瓷板，如热水器内胆等，现在宝钢和武钢都有生产这种专门的搪瓷用钢板；铸铁为基体的搪瓷主要用于卫生洁具和部份炊具；用于搪瓷的铜材主要是紫铜，比较有代表性的铜搪瓷制品就是赫赫有名的景泰蓝制品。

 

        搪瓷用的无机玻璃质材料，专业名称叫瓷釉，主要包括三大类：矿物原料、化工原料和色素原料。这里面的种类太多，就不一一例举。

 

          搪瓷生产的过程分二个部分，先作搪瓷粉，即将矿物原料、化工原料及色素原料按一定比例（随着生产厂家不同而不同），经过1200度高温熔融，再经过急剧冷却制成“搪瓷粉”，再将搪瓷粉反复涂覆在金属基体表面，经过高温使之两者之间发生物理化学反应而牢固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复合材料即为搪瓷制品。

 

          随着分工的细致，逐渐有了专门生产“搪瓷粉”的工厂，但是大的搪瓷厂都专门设有瓷釉制作车间。

 

        搪瓷的优点在于它既有金属固有的机械强度和加工性能，又有涂层具有的耐腐蚀、耐磨、耐热、光滑、无毒及可装饰性，因而在很长一个时期，用途日益广泛，深入到生活的许多方面。

 

          搪瓷的起源很古老，实际上它原来的名称是叫“珐琅”，早在古埃及都已出现，表现形式是玻璃装饰金属，后来古希腊也有类似的制品。6世纪欧洲嵌丝珐琅、剔花珐琅、浮雕珐琅、透光珐琅、手画珐琅相继问世，盛行一时。8世纪中国开始发展珐琅，到14世纪末珐琅技艺日趋成熟，15世纪中期明朝景泰年间的珐琅制品尤为著称，所以中国将这种铜制珐琅制品统称为景泰蓝。19世纪初欧洲研制出铸铁搪瓷，为搪瓷由工艺品走向日用品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当时铸造技术落后，铸铁搪瓷应用受到限制，只能用于小型搪瓷制品，19世纪中叶，钢铁工业的发展，促使钢板搪瓷兴起，开创了现代搪瓷的新纪元，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各种不同性能瓷釉的问世，钢板及其他金属材料的推广运用，耐火材料窑炉、涂搪技术的不断更新，加快了搪瓷工业的发展。

 

          搪瓷在旧中国被老百姓称之“洋瓷”，这主要是因为搪瓷技术是由国外引进的，而且市面上的搪瓷制品，也是主要为泊来品所充斥。

 

          搪瓷工业在中国的发展是从1916年开始的，它诞生在中国现代工业的主要基地——上海。

 

          四、搪瓷业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的搪瓷工业起步较晚，而且一直在外国资本的欺压下坎坷发展。

 

          1878年，清光绪四年，开始有外国的日用搪瓷品输入我国，主要是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产品。1914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市场之机，大肆向中国倾销日用搪瓷品，中国市场基本被日本产品所垄断。

 

          1916年9月，英国商人麦克利在上海闸北开设搪瓷厂——广大工场，生产口杯、牌照、证章等。一般都认为，这个搪瓷厂是中国搪瓷第一厂。2年后这个工厂由华商徐道生筹资接盘，改名为铸丰搪瓷。

 

          1917年，由留奥学美术珐琅的刘达三与沪商姚慕莲合资开设了中华美术珐琅厂，这是中国本土资本开设的第一家搪瓷厂。

 

          以后几年，搪瓷业发展较快，各种搪瓷厂纷纷设立，计有：1919年，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内立珐琅科，并附设实习工场；1920年董吉甫、董希英设立益丰搪瓷厂，同年，方剑阁等集资成立中华珐琅厂；同一时期创办的搪瓷厂还有兆丰珐琅厂、协丰搪瓷厂，到1928年，上海最大的四家搪瓷厂铸丰、益丰、中华、兆丰的产量已占全国搪瓷制品总产量的90%以上。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搪瓷业的发展是在与国外搪瓷品的倾销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1925年五卅运动前，中国民族搪瓷业发展十分缓慢，五卅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洋货运动，为民族搪瓷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当时，益丰搪瓷厂创制一种纪念五卅运动白脸盆，盆底喷印“毋忘五卅”，盆边喷有“一片冰心盟白水，满腔热血矢丹忱”的爱国诗句，市民竞相争购。尤其是193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将搪瓷品的进口税从5%提高到12.5%，遏制了外货的输入，第二年全国搪瓷业营业总额为法币600万元，外货就只占166万元，洋货输入额比上一年降低一半。而国货营业额中，上海为410万元，占全国营业额的94.5%。在这种有利形势推动下，上海搪瓷厂开始向全国发展，益丰搪瓷厂除了在市内增设3个分厂外，还在广州、香港设分厂，中华搪瓷在汉口、杭州、南京设发行所。同时新厂也大量涌现。1929年华丰搪瓷厂设立，设备、技术全部是从德国、日本引进，成为同业之冠。而其他新设小厂，如九丰、求新、上海、合丰等20多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了同日货竞争，各搪瓷厂改进技术，添置设备，推出各种造型的面盆、痰盂、火油炉、医用器具、生铁搪瓷制品等，产品花色丰富多彩，质量不断提高，使日货相形见绌，中国搪瓷制品逐渐替代东洋制品，并行销全国，甚至出口南洋群岛一带。

 

          抗战爆发后，受日机轰炸闸北，上海搪瓷业虽受到损失，但仍保持一段时间虚假繁荣，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海运停止，没有马口铁来沪，搪瓷厂被迫停产减产。抗战胜利后，搪瓷业发展出现短期旺盛景象，但由于外汇管制和通货膨胀，搪瓷业从1947年开始萎缩，到解放前已成奄奄一息之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好转。

 

          中国搪瓷业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中国民族工业发奋图强，展现中华民族智慧和市场才能的奋斗史。

 

          中国搪瓷业的发展过程又是一部搪瓷业的各位前辈，兢兢业业，求生存，求发展，努力提高技术，降低成本，为国家、为民族、为行业的兴起而沤心呖血的成长史。

 

          五、从宝丰永搪瓷厂到宝丰搪瓷厂

 

          前面说道，张庆赉起心办一个搪瓷厂，其实谈何容易。办一个搪瓷厂门槛比较高，既要资金，又要技术。张庆赉是个有决断的人，看准了的事就要办，办就要办好，办成功，不怕失败，不怕困难。他将多年积蓄全部拿出来，在三新横街租了一个厂房，又从上海搪瓷厂引进技术人才。当时搞搪瓷的技术人才很少，由于搪瓷技术是从欧洲先传入日本，日本为了保持对中国的搪瓷制品的倾销优势，对搪瓷技术实行垄断封锁。上海的一些搪瓷厂都是从日本请来的技术员，工资昂贵，还要占股份。张庆赉自然没有实力直接聘请日本的技术员，他从上海聘请了一个姓安的朝鲜人，朝鲜因长期受日本奴役，许多朝鲜人也学习搪瓷技术，工资要比日本人低得多。由于资金有限，张庆赉也不能一开始就生产口杯、脸盆、茶桶等大型搪瓷制品，而是把精力集中放在证章、门牌、车牌和路标等易制作、成本小的搪瓷制品上。这张庆赉除了有宁波人敢创业，敢创新的气魄外，还有宁波人特有的精明和商业头脑。当时的搪瓷厂，开张伊始都是生产口杯和脸盆，因这类商品国外输入少，制作简单，市场需求量大，张庆赉则另辟蹊径，他办搪瓷厂先不搞口杯、脸盆这大路货，专攻证章、门牌等小制品，这有他独特的经营之道 。那时，上海的搪瓷厂已泛滥成灾，且技术成熟成本较低，产量占全国绝大部分，而且上海到汉口有轮船可通，上水三天，下水二天，交通十分便利，如果贸然大批生产这搪瓷脸盆、口杯，肯定不容易竞争过上海，而且，占用资金量大，投资风险高，而制作证章、门牌、路标，面积小、式样多、变化快、设计新，如果下单到上海设计看样、下单、定制，来回往返，费时费力，而且产量一般不大，要货时间紧，上海搪瓷厂会觉得费力费时，利少利薄，不划算，不愿意接单，而他的宝丰永搪瓷厂正好拾遗补缺，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把搪瓷小制品做精做全做快做新。

 

          张庆赉的这种经营之道果然有他的优势，宝丰永搪瓷厂成立后，在设计上下功夫，把证章、门牌等做得美轮美奂，又把中山大道上的小商铺改为工厂的门市部，推出代客设计证章式样，一时在汉口颇有名气，特别是张庆赉制作的景泰蓝证章，因设计新颖，制作精美，人见人爱，几乎垄断了汉口这方面的业务。同时，张庆赉又与上海搪瓷厂建立代销关系，也销售口杯、脸盆之类，保持自己在市场的产品齐全性，生意做得火热。

 

          张庆赉除了深暗经营之道外，人也特别勤奋，不怕吃苦。这搪瓷业，既是劳动密集性行业（当年辛德勒救犹太人，就是利用办搪瓷厂大量招收犹太工人），又是含有科技的精密行业，既要有特别技能（如描绘、丝印），又有重体力的劳动（如炉前工）。解放后，把搪瓷业划分到轻工行业，可能是因为其产品属于日用产品为主，其实从它的劳动强度高和投资额大来看，应该划为重工业，或者化工行业才是。

 

          搪瓷生产的过程有四个阶段，第一是制坯，就是制作金属基体，过去没有制坯机，完全靠人工敲制，声响力大，十分辛苦；第二是脱脂，也就是对铁坯的油污及铁锈进行处理，操作者手戴橡皮手套，用手工在酸洗池清洗，酸碱中和散发有害气体，十分有损健康；第三阶段是搪烧，就是把制品放入熔炉烧制，温度有上千度，劳动强度不言而喻；第四是饰花，就是喷色推花，增加产品美观度。所以搪瓷的制作过程就是一个艰辛的劳动过程，过去有一首歌谣说出其中的辛苦：三揪两甩加筛，赤膊短裤拖鞋转，炉台前热后面凉，一年四季尘满面。

 

          张庆赉那时已年过四十，但他总是不辞辛劳，深入车间，从中摸索经验，提高产品质量，遇到生产紧张，人手不够，还亲自动手，与工人一齐干活。

 

          张庆赉在办厂过程中，还逐步形成一套生意经。他的办法是：做事上求勤，产品上求精，处人上求善，生意上求诚，打交道讲信誉，不怕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由于张庆赉处事活络，联系广泛，在生意场上名声很好。当时又正值刘文岛当汉口特别市长，刘文岛这个人为人比较正派，他当政时，大搞汉口的城市建设，决心造福于市民，他主持修建了三民路（民生、民权、民族），又在汉口树立了孙中山铜像，开辟了中山公园，对全市道路统一规划，重新命名，并制订路牌，要把汉口搞成一个“模范市”，如此这般动作，自然需要用大量路牌、门牌，以示美观、整洁。张庆赉正好揽到不少这方面路牌业务，工厂效益大增。

 

          1931年武汉发大水，江城成水城，水淹三尺，许多房屋被毁，宝丰永搪瓷厂的厂房也被洪水所淹，张庆赉又到前进五路口的中山大道蔼仁里5号重建搪瓷厂。这时改名为宝丰搪瓷厂，工厂规模略有扩大，当时雇用8个人，另从香港、上海请来师傅2人，学徒3人，生产忙时再请一批零时工。宝丰搪瓷厂继续宝丰永搪瓷的业务，这时开始零星生产一些订制的口杯和脸盆，主要还是生产各种字牌业务，生意依旧很好。

 

          抗战时期，日本人占据汉口，一方面日本货大量倾销，另一方面，日本商人也在汉口开设搪瓷厂，宝丰搪瓷厂被迫关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百业复兴，这时宝丰搪瓷厂仍在原址恢复生产，除增加一二处门市部外，规模仍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