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动员我们的体制有更大的变化，动员我们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有更大的变化，有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有没有足够的实质的政策投入？北京大学周其仁的看法是，中国作为转型的经济，在这个领域还是有巨大的潜力。他举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从一个庞大的、高度的依赖外向的经济转到内外比较平衡，特别是更好的为内需服务，这里面就面临很多体制的障碍。我访问过一些做外销的公司，他们的概念，外销的生意非常好做，只要给国际上发货，交易的费用是比较低的。但是同样的企业经理，同样企业家的能力，或者生产能力，转为内销，虽然从30年前比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很麻烦，很多做惯了外销生意的公司，甚至不再想做内销生意。我们在契约、市场环境、各地政府的服务方面，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这一点是在保增长当中非常重要的。另外国际形势、国际市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难以控制。作为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的外向依存度，早就指出不是太安全，因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最终还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利，这个领域我们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无论从税收制度，到政府的服务制度。

        第二，中国庞大的就业面临外销下降，这成为很大的一件事情。我想就业除了往经济系统里投放更多的资源以外，也包括体制方面的改变，才能够增加就业的容量，尤其是要扩大创业的程度。这一点是中国30年经验证明的。如果当年没有乡镇企业的开口，不会有一亿农村劳动力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在外汇、外贸这些领域大刀阔斧地改革，我们不可能容纳上亿的劳动力做外向的销售。现在要转向更平衡的发展，所以在国内的就业、创业制度方面，还要进行深入的、实质的改革。

        比如，今天在座任何人，要注册一个咨询公司，在中国很容易，组织一般的经济公司，也很容易。但是，你要办一家医院，要注册一个大学，要办一家金融机构，要注册一个电讯公司，就不那么容易。甚至香港中环用比较简陋的方式在卖报纸的就业机会，在我们今天很多大都市也不那么容易。这些问题虽然不可以拿数量来描述，也不可以拿一次性投入多少钱来激动人心，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带来经济增长的。

        第三，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支柱。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异议。但是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它的基础部分还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土地的流动。这方面面临高度危险。因为当各方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平衡的时候，土地这个转让权的高度自由会有可能带来财产的侵犯。但是如果不让土地资源有更高的流动，我们的城市化、数亿农民就找不到地方转到更高生产力的部门去。这一类的两难问题，我认为都是中国保增长当中应该注意解决的。

        概括起来，周其仁认为，支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投入相应的资源，这一点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中国的保增长难点是在后一个侧面，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体制、技术、结构更大的变化，使我们投入到经济资源当中的动员起来的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来支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